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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历史上，发生过哪些恩怨分明的历史事件吗？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我觉得是陈济棠。
陈济棠是个很有意思的军阀。
陈济棠本来是广东王，是李济深的爱将。然而1929年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以后，陈济棠却不愿意为主子效忠，杠上开花夺去了广东的军政大权，从二号人物升级为一号人物。
随后，陈济棠在广东经营长达7年时间。
陈济棠是个颇有能力的军阀。在他的务实政策下，广东被发展为全中国最富裕的省份，广州也成为大城市。
我们官方是这么说的：治粤期间，陈济棠倾力于地方建设，对广东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均有重大影响。当时即广受好评，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
1980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陈的儿子——陈树柏博士（美籍华人、电子学家）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同时，陈济棠建立了10万规模的粤军，有海军和实力不俗的空军，还有一支装甲部队，堪称全国装备最好的军队之一。
陈济棠还有自己的兵工系统，可以自产大量武器弹药。
然而，陈济棠却不是蒋介石的对手。
明争暗斗多年，陈济棠屡屡失败。陈也曾多次派人暗杀蒋介石，有一次差点就成功了，但最终还是失败。
到了1936年，陈济棠联合桂系反蒋。然而，当时日寇威逼华北，抗战的爆发已经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粤军官兵不愿意打内战，纷纷转而投靠蒋介石。
首先粤军空军全部飞离广东，投靠国民政府，随后海军也走了不少军舰。
陆军将领也按兵不动，二号人物余汉谋有样学样，在蒋介石支持下将陈济棠挤走。
陈济棠在众叛亲离下，带着大批粤军经费逃到香港。
然而，内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一旦外敌入侵就不同了。
抗战爆发以后，陈济棠立即转为热心抗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济棠由欧洲回国，任国民政府委员及最高国防委员和战略委员，为广东抗日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1940年春更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
陈济棠此人倒是高风亮节。抗战期间，陈济棠将当年带走的几乎所有共700万元巨款，全部拿出来捐给政府抗战。
从这个角度来说，陈济棠是恩怨分明的一个人。
中国人关起门来打仗，是自己的事情；但日寇入侵，中国人立即就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其实，当时日寇不惜代价试图拉拢陈济棠成立汪伪政府，许诺给予一号人物的地位。
但陈济棠根本不为所动。
1938年，日军分别从华北和华东出兵，南北对进，准备对徐州进行分进合击。其中，华北日军也分两路，一路是日军矶谷师团沿津浦路南进，一路是板垣师团从烟台登陆，两军准备在台儿庄会师之后，进攻徐州。这样，以台儿庄为中心，国军和日军展开了徐州会战的焦点战。日军只要突破台儿庄一线，渡过运河，就可以从西面和北面进攻徐州，而国军要避免在徐州附近被日军包围，就必须在南北两线顶住日军的进攻，才能为内线作战留出空间。临沂之战是徐州会战的外围战，也是前哨战。此时驻守临沂的是庞炳勋。抗战爆发之初，庞炳勋就在沧州一带与矶谷师团交过手，损失惨重。此时庞炳勋名义上是军团长，但是只下辖四十军一个军，和汤恩伯那种两三个军的军团不可同日而语。更惨的是，四十军实际上也只下辖一个师，所以，虽然庞炳勋的部队顶着一个军团的架子，但实际上作战部队只有一个师多一点的部队，实力并不强。而此时进攻临沂的板垣师团的一个支队，人数也达到七八千人，兵力与庞炳勋部相当，日军又有装备优势，庞炳勋拒城死守，浴血苦战，等待救援。
而第五战区此时能够抽调出来救援庞炳勋的，其实也没有多少部队。此时第五战区自身的部队原本主要都在南线抵抗日军，北线能够依赖的部队，除了庞炳勋军团之外，再就是川军二十二集团军，在滕县之战中川军师长王铭章战死，全军覆没，川军同样损失惨重。而从一战区程潜部下抽调来的部队五十九军张自忠部正在南线帮助于学忠的五十一军抵抗南路日军，稳定淮河防线，汤恩伯的部队在台儿庄以西与日军周旋，作为机动打击兵团，是第五战区此时主要的打击兵团。
万般无奈之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只好命令已经完成南线稳定战线任务的张自忠部紧急北调，增援临沂。但李宗仁知道，张自忠和庞炳勋早有嫌隙。庞炳勋和张自忠都出自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但在中原大战中，庞炳勋临阵倒戈，曾经攻击过张自忠部。七七事变后庞炳勋部在平津一带曾与二十九军配合作战，但二十九军的防线被日军矶谷师团攻破，致使庞炳勋的部队暴露，只能孤军苦战，最后损失惨重，部队大幅减员。虽然战后庞炳勋因功晋升军团长，但所辖部队实际上仍然是自己的那一个师。虽然庞炳勋的部队只有一个师，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下属两个旅四个团，总兵力达到三万四千人，而且装备也要比庞炳勋和孙连仲的部队好得多，是清一色的中正式步枪，各种炮配置齐全，虽然不及日军和中央军精锐部队，但在地方部队中绝对称得上一流的装备。也是因此，张自忠的部队才会被李宗仁当成第五战区仅次于汤恩伯军团的重要机动打击兵团来使用。但毕竟庞炳勋年龄大，资历老，又顶着军团长的名义，张自忠如果到了临沂，两军配合作战，自然要以庞炳勋领衔，所以李宗仁很担心张自忠不肯配合。
张自忠奉命北调途中，路过徐州，特意去拜会了李宗仁。李宗仁除了给张自忠拨调补充了一些武器装备之外，特意和张自忠进行了一次谈话。李宗仁说，你们以前有嫌隙，但那都是内战，无所谓对错，现在我们都是为了抵抗日寇，是为民族生存而战，希望你能不计前嫌，和庞炳勋精诚合作，共击日寇。张自忠在七七事变后一度奉宋哲元之命在华北与日军周旋，所以被全国目为汉奸，到南京后，军委会高层有人主张杀张自忠以肃军法，是李宗仁在军委会为张自忠仗义执言，才免于处罚，后来又重掌了五十九军。因此，张自忠一方面是出于抗日的民族大义，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李宗仁的感激，表示绝不计较，一定和庞炳勋精诚合作，共抗日寇。
张自忠部投入战斗后，日军猝不及防，加上庞炳勋部奋起余勇，不断派小部队反击，日军受到内外夹击，经过五天战斗之后，板垣师团也无力再派兵增援，只好下令进攻临沂的日军突围，撤回莒县，坚守待援，以待后续日军部队再来增援。日军开始撤退后，张自忠和庞炳勋部奋勇追击，日军伤亡惨重，仅一千多人逃回莒县，闭城死守。临沂之战日军毙伤俘共计一万人左右，是抗战军兴以来，日军第一次被打退，也是号称钢军的板垣师团在南口会战受到重创之后再次遭到重大打击，整个师团基本上被打垮。而且，这也是日本自成立新式陆军以来，精锐部队第一次遭到歼灭性打击。
临沂之战和台儿庄之战合称台儿庄大捷，日军共被消灭二万余人，是日军侵华以来第一次遭到如此重大的损失。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日军骄狂自大，看不起国军，所以被张自忠部的野战和近战打得叫苦连天之外，张自忠在民族大义面前能够捐弃前嫌，不计个人恩怨，完全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张自忠像汤恩伯一样，这时候为了保存实力，避敌不战，不要说能够创造大捷，就是张自忠再晚一点到达临沂，庞炳勋就得从临沂撤出来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生爱憎分明，恩怨分明，大公无私，既坚持原则，又灵活敏智。说两件事吧！
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一天，红军教导队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陈伯钧因手枪走火，误伤了队长吕赤，致使吕赤牺牲。陈伯钧是黄埔六期生，吕赤是黄埔四期。当时，有的人认为“杀人偿命”，也有的认为是意外，应从轻处理。此事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沉思良久，说：这两个同志都是红军骨干，吕赤意外牺牲是红军的损失，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我们现在急需军事干部，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后来，判打陈伯钧100大板，调离出教导队，降为一团一连的副连长。此后，陈伯钧跟随毛主席，一路浴血，南征北战，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赫赫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曾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副教育长、教育长、副院长、代院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37年10月5日，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这件事当时在延安轰动一时，黄克功是江西南康人，也是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老井冈人”，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政治教导员、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团政委，参加了长征，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立大功，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6队队长。当时，这件事争议很大，有的认为黄克功是老红军，又立有战功，可以从轻处理，有的认为黄克功无视法纪，杀人者必须偿命。黄克功也向毛主席写信，希望宽大处理，带罪立功。还有不少人都找毛主席，给黄克功说情，毛泽东一律谢绝了。最后，经边区高等法院最后判决，仍判处黄克功死刑。
在公审黄克功大会上，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专门宣读了毛泽东写给他的信，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果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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