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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善啸的诗歌《鹧鸪天》可以有多种译文,下面是一种可能的翻译:
鹧鸪白天唱高歌,
一声辞别众人多。
寥寥暮雨闻孤雁,
遥遥秋云动落戈。
家山万里多风雨,
征去行人寄思忧。
山川满目无故旧,
归来如梦难情留。
此曲哀音独自起,
无人烟旧忆谁归。
昏黄秋鸟双南翔,
空留寂凉与凄凄。
魏晋时期,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自两汉以来历史前进的结果。在两汉时代,经董仲舒改造的、掺杂着阴阳五行理论的儒学流行于世,在这种类似神学的儒学统治下,谶纬宿命论支配着人的行动,人的自我意识被压抑和蒙蔽。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摧毁了汉朝的统治,也摧毁了董仲舒儒学对思想的统治,个人自我意识才开始觉醒。
与盛唐的海纳百川不同,魏晋是中国本土文化自我蜕变的时期。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魏晋士人非常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不再盲目崇尚舍身取义,而且非常注重生活,追求美。
1、社会动荡
魏晋时期社会经历了一次次的大动荡,许多名士死于非命,如何晏、陆机、潘岳、刘琨等人先后被杀,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担忧,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魏晋社会的大动乱带来了人的思想的大解放,大面积引发人的个体存在意识。
提起魏晋名士,我们的普遍的反应就是,他们或抚琴,或狂歌,或炼丹服药,或大醉酩酊,个个似乎都是世外高人,整日里谈论的是超凡脱俗的玄学道理,与凡夫俗子划清界限。这样一群清高又自命不凡的人,他们的生活简直是飘飘欲仙,似乎沉重、悲惨等等字眼与他们扯不上关系?
其实,魏晋名士们正是因为凡俗之中过于沉重,这才躲到玄理和药酒之中逃避,他们的超凡脱俗,不过是一种自我保护。从这种自我保护之中,他们对个人生命的存亡产生了极其深刻的体验,从而形成了魏晋名士风度,展现他们对生命的看法。
2、儒学没落,玄学兴起
由于连年战乱,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人口急剧减少的大衰退局面。原本作为经济和政治重心的中原地区,在战乱的摧残下变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由于政治动荡,门阀士族之间经常互相倾轧。这些个人际遇的悲惨也给知识分子们带来了非常痛苦的生活体验。
这段时期,追求个体绝对服从群体、以群体作为个体价值实现基础的儒学开始全面没落,多元化的文化逐渐介入人们的生活。老庄哲学与佛教相融合兴起的玄学,极力强调个体存在的自由性和独立性,力图打破儒家的束缚,从而第一次大面积唤醒士人心中潜伏的个体意识。
魏晋名士,醉心于精神,痴情于玄理,不齿名利,反而名垂千古!这就是所谓的“不期于工而自工”,“不济济于名,而名自响!”名利于我如浮云,反过来就是浮云于我皆名利!可谓宏阔至极,哪像现在这样,济济于名利,斤斤于锱铢哉!
魏晋名士的自我意识“爆棚”,是有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形态决定的。阮籍、嵇康成长的年代,时代环境、人生课题与建安文人期间相比,又面临新的转型。曹操后,曹丕政权优宠士族,魏明帝和曹爽期间骄奢淫逸,后司马氏夺取天下。生长在这种特定时代的阮籍、嵇康,再没有前人“车辙马迹,经纬四极”的政治理想,对政权失去信心的他们,开始站在更高的人生角度探讨精神问题,自我意识迅速崛起。
在阮籍、嵇康看来,秩序森然是社会动乱的根源,是对人性的压抑。嵇康曾指责君主统治:“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乱”。阮籍《达庄论》指责司马氏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危亡之术耳”。风云变幻的政局,赋予他们更深刻的人生主体以追求新的人格理想。他们在关注自我生命,探讨新的精神境界,将“美”的境界从“以气为主”转为“以神为主”,所谓“神”就是内在的精神境界,就是自我意识。从文学作品到生活方式都向往这种境界,阮籍打铁、刘伶裸体等正是他们追求自我,追求真实内在的切实表现。
简而言之,这种社会有其根本原因,三国时期,杀伐残酷,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而进入魏晋,朝野上下皆有祈盼社会安定之愿,进而社会进入相对稳定修养生息期,民生渐旺,生产发展,社会共同心理趋向稳定,故而渐渐产生无为而治的放浪形骸之风,文人成为主要推动者。
“竹林七贤”就是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
“竹林七贤”,顾名思义,就是他们聚会的地点是在竹林之中,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嵇康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
谁被认为是他们中的背叛者?
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也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
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山巨源就是山涛,大概意思是说自己性格慵懒以及志在长生而不愿追求功名。嵇康总结了无法进入官场的“七不堪,二不可”,说山涛让他做官就是害了他。“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意思是说,我原以为你够朋友,谁知道你却像那强迫别人戴花帽子的蠢家伙,像那专吃臭尸烂肉的猫头鹰一样。本来还以为你了解我,原来不是这样,这样的朋友不要也罢了。
嵇康做得似乎有点过了,山涛本好意思,出于保护好友才推荐嵇康做官,不愿意谢绝就好了,不必大费周章写这么一封断交信。
其实,嵇康“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实际是像司马昭喊话,至死也不屈节。正因如此,他与山涛并没有真正的断交。后来嵇康自知在劫难逃,对后事做了安排,他没有将儿子托付给自己的哥哥,而是将儿子托付给了山涛。他对儿子说:“只要山巨源在,你就不会是孤儿。”山涛也不负众望将嵇康的儿子悉心培养。不与当权者合作,是导致嵇康之死的祸根,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得罪了小人钟会。
王戎是七人中年龄最小的,从小颇有胆识,六七岁时,在宣武场看表演,当时猛兽在笼子中咆哮,众人都吓跑了,只有王戎站着不动,神色自若。
长大后,王戎仿佛换了个人,以“超级吝啬”而闻名朝野。虽名列“竹林七贤”,却并不像其他几位那样清新脱俗,反倒是“取容于世,旁委货财”,世俗意味很浓重。
王戎的抠门,和各种奇葩做法给后世人留下笑柄。不过,人无完人,他充分发扬了自己的“不足”,让周围的人不至于认为他“水至清”,在乱世中保全了性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王戎发扬的“不足”也是他的生存智慧。
“竹林七贤”指的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刘伶、向秀、王戎这七人。“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之名,后来他们七个人经常在嵇康家附近的竹林之中聚会,畅所欲言,人们也就将他们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都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人物。
“竹林七贤”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均倡导“清静无为”的玄学理念,虽然都醉心于玄学,但是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
“竹林七贤”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都在曹魏政权时代做官,而对执掌大权已经有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没有好感,对于入晋为官也不感兴趣,坚守志向绝不出仕。而山涛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在四十岁时投靠了司马师,入朝为官,历任尚书吏部郎、伺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后来,山涛的官位越做越大,便举荐嵇康来接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嵇康不愿意出仕为官,思来想去就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对世人宣布与山涛绝交。
当时的人都认为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他入晋为官后长期位居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职,在晋武帝、晋惠帝两朝为官。王戎历任的职务几乎与山涛相似,身居高位。
普通大众眼中王戎和山涛通常会被认为是“竹林七贤”中的背叛者,是因为他们都背弃了当初的理想,依附司马氏入晋为官。细想一下,“人各有志”,身逢乱世,他们的选择也不失为明者保身之举。
第一问:
“竹林七贤”指的是西晋山涛、嵇康、阮籍、刘伶、王戎、阮咸、向秀。他们常常在竹林间啸聚吟咏,酬唱应答,故称竹林七贤。这七个人都是名士。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为嵇康和阮籍,他们集中体现了名士风流的核心气质。那就是洒脱不羁,任诞放达,藐视礼法。
第二问:
说是背叛也说不上,其中最不合群的应该是王戎,王戎天生吝啬,一身俗气。《世说新语》记载,对于七人的聚会,王戎常常迟到。有一次他又迟了,嵇康有点生气地说:你这个俗人一来,破坏了我们几个喝酒的心情。王戎并不生气,反而笑笑说:你们可不是一般人,不可能被我这样一个俗人破坏心情的。总之,王戎算是七贤之中相对比较另类的。但也有观点认为,王戎的俗都是装出来的,不是真俗,而是明哲保身的一种方式。
有的人也认为,山涛是背叛者,主要原因是他身居高位,是皇上身边的重臣。因此有时候难免代表一些官方立场。所以嵇康对他是有意见的,最后还和他绝交了。实际上,嵇康虽然写了那篇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但在心里一直把山涛作为挚友和知己,甚至临终前把儿子嵇邵托付给山涛。山涛也不负重托,一直把嵇邵照顾得妥妥的,还推荐他做了侍中。所以山涛和嵇康,君子有隙,不出恶声,都是内心坦坦荡荡。所以山涛也并不能认为是背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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